3月5日，ChatGPT的相关问题甚至被带上了“部长通道”。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答记者问时用足球、梅西作比ChatGPT引发热议。

　　王志刚表示，“它(指ChatGPT)的计算方法有进步。同样一种原理，区别主要在于做得好不好：比如发动机，大家都能做出发动机，但质量是有不同的。踢足球都是盘带、射门，但是要做到梅西那么好也不容易。从这一点看，ChatGPT在技术进步上，特别是保证算法的实时性与算法质量的有效性上，非常难。”

　　同时，其表达了对 ChatGPT未来应用前景的期冀，“我们希望，既通过科学研究、技术牵引，也通过场景驱动、用户需求，把它结合起来，使得AI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、为中国科技作出贡献，也希望从事AI研究、转化的大学、科研院所、企业自身能够有更好的进步和发展，为推动AI发展以及为国际社会作出中国贡献。”

　　就在十天前，王志刚部长在2月24日国新办举行的“权威部门话开局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提及ChatGPT ，“我们国家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技术，包括AI技术出来以后，在伦理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，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利避害，让利更好地发挥出来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数字经济用“大力发展”如此描述，报告中提到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，着力提升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水平。像人工智能、元宇宙等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或将迎来崭新发展局面。

　　ChatGPT和之前的聊天机器人或者智能客服不同之处ChatGPT在于数据集十分广泛，并且满足垂直领域切分。其影响将不仅仅垂直在科技领域，或将涉及其他领域的赋能应用。

　　但同时，网络中也有很多声音表示出担忧，担心人类是否会被智能科技“反噬”？目前的一些职业是否会被完全替代？作为一个智能AI，ChatGPT的能力边界在哪里？随着智能AI的不断发展与演化，作为智慧人应当如何探索并摒弃其所产生的风险？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牛同栩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中提及ChatGPT 对律师行业影响：对于律师行业的影响并非是一个新话题。如果ChatGPT的检索能力确实很优秀，最后将提高整个行业的门槛。作为律师是存在不可代替的价值与功能，律师呈现的成果必须无可替代，其价值才能继续存续。

　　诚如其所言，是一个工具，智能AI“革命性”的技术人类应倒逼人类发展、升级极具创造性的工作，工具做到的是解放人类双手，而并非做到完全“取代”人类。

　　看看两会代表委员如何讨论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智能AI模型—ChatGPT 。

　　其建议中央网信办、工信部、科技部、公安部、国家发改委作出相关部署。以政策引导为驱动，大力支持国产大模型技术攻关和产品推广。建议构建先行先试的准入机制和宽松的创新环境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瞄准最高标准、最高水平开展先行先试，尽快推出对标ChatGPT的自主产品，进一步加快自主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，平衡好发展与安全、风险与效率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周鸿祎提出，建议通过建立大型科技企业+重点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，打造中国的“微软+Open AI”组合引领大模型技术攻关，并支持设立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长期开源项目，打造开源众包的开放创新生态。从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度出发，筛选技术基础好的产学研机构，组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协同组合。

　　同时，周鸿祎提出应设立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长期开源项目，打造开源众包的开放创新生态，针对多条技术路线以开源模式设立多个国家级长期项目，以大型科技企业+重点科研机构为龙头，引导高校、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形成多个技术路线的创新生态群。

　　要突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、创造代表人工智能最终目标的通用智能体，迫切需要组织跨领域的交叉研究，并以系统论、整体论思维开展有组织的团队科研攻坚，进而实现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性突破。“要以有组织的科研推进原创性、引领性创新。”在朱松纯看来，通用人工智能是智能科学的初心，也是终极目标；是科技制高点，也是必经之路。向着这个目标出发，他谈道：“从全局出发，我们不应盲目跟跑当前以大数据、大算力、大模型为特征的人工智能热点，而是要以强大的战略定力，‘纵向贯通、横向交叉’，独辟蹊径地探索自己的科研创新道路”。

　　刘庆峰认为，“类ChatGPT”的研发是一个持续进化的系统工程，任务难度高、投入大，因此建议国家重视认知智能大模型研发，以科技领军企业为创新主体，联合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，在国家专项的统筹和支持下构建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，持续推进我国认知智能大模型的技术研发和升级。

　　如何加快推进我国认知智能大模型建设？刘庆峰建议，应积极推动认知智能大模型在教育、医疗、办公、人机交互和AIGC领域的行业示范应用和规模化价值落地，支持面向大模型研发和服务的人工智能国产软硬件技术底座，加大力度投资建设公共算力平台，设立使用平台的揭榜挂帅机制，鼓励产业基金参照OpenAI和等股东的投资协议新模式，构建更好的科技创投生态和创新创业环境。

　　贺晗希望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规划指引、财政补贴、试点示范、揭榜挂帅、产业基金等方式，鼓励科技企业围绕算法模型开源、开源数据集建设、数据要素共享流通、中英文数据互补、智能算力集群建设等关键点进行长期投入，加快数据、算法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，形成生态。

　　张云泉表示，此次 OpenAI对 ChatGPT后续的改进算法并未开源，说明这几步很关键。其建议：我国一定要加大在ChatGPT相关研发上的投入，要在芯片、算法上集中人才和力量，争取早日实现突破、打破垄断、弥补差距。

　　在采访中谈到ChatGPT的国产化问题时表示，ChatGPT现象反映出两个问题：一是中国的商业奇才，也就是企业家精神还需要不断锻炼；二是底层技术突破，也就是科技自立自强还有很多路要走。他也强调，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规模的应用市场和海量的数据，如果能在底层技术和商业模式上有更多的奇才，那么相信未来ChatGPT的中国式或是超越ChatGPT的模式就会产生。

　　ChatGPT的问世已标志着人工智能成为当前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，将极大提高生产力，甚至会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。

　　他说，但随之而来的网络安全等风险将考验着人类，“人工智能技术能让黑客的水平跃升，因为它懂更多的漏洞知识，懂更多的攻击方法，它甚至会写攻击代码，能让不懂代码、不懂技术的普通人，也能成为黑客。”

　　齐向东表示，应对ChatGPT带来的挑战，他不同意用人工智能打败人工智能的观点，“我觉得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人。的本质是攻防两端人与人的较量，再先进的科技，都需要人来使用、人来控制、人来确保安全。”

　　ChatGPT是人工智能嵌入服务领域的代表之一。人工智能在科技金融机构已经有了相关应用，比如银行金融机构运用大量的数字技术；服务领域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基础服务。科技是一种工具，工具的价值就是替代人类的重复劳动和个体人类不擅长的重复计算。

　　在这其中，ChatGPT是一种新的表现。它的产生模糊了人类行为和人工智能行为的边界。而法律分析则需要明确法律关系的主体。如果基于ChatGPT 发生法律关系，那么无法准确判断其权利及责任主体。这在法律层面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。另外一方面的挑战是对于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结果无法分辨其对错，运算过程中的责任主体如何对结果加以判断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亟待探寻。

　　ChatGPT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整理并呈现信息。如果将这个成果提供他人使用，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。一是引发后果的责任划分问题。二是ChatGPT 在运算过程中可能侵犯他人权利。在互联网时代产生海量信息背景下，人工智能产生的结果很难将其特定成何种权利主体。

　　他表示，ChatGPT“横空出世”后，在很多行业都引发了极高的关注，法律服务行业也不例外。他比较关注的是ChatGPT以及类似程序可能带来的一些伦理和商业秩序问题，尤其是公民信息保护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开源信息可靠性以及责任归属等问题，从监管的角度看，的确需要适当监管，以防止出现伦理问题和商业失序问题。李正国呼吁，对ChatGPT等人工智能伦理问题进行关注，在科技服务人类发展的同时，防止人类被科技反噬。